幸福公民or劳动机器?再看中国和丹麦学生的教育比试
最近看到一篇很火的文章《这场丹麦与中国初三学生的教育比试，结果你绝对想不到...》，在一次中国和丹麦初三学生的竞赛中，中国学生竟然在创新上赢了。然后总结说，中国基础教育实际上为孩子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远超包括丹麦在内的西方国家。而这些知识，正是创新所必不可少的根基。
写过很多精彩文章的、“爸爸真棒”的专栏作家GAUCHEWOOD，今天将带来不一样的深度思考。
”好奇之余，查了下资料，原来这是2013年丹麦的DR电视台拍摄的一个纪录片系列。这个纪录片总共四集，在里面中国和丹麦的两个初三班级的孩子分别做了阅读、数学、英语，还有创造力和协作能力竞赛。节目内容颇为丰富有趣，其中展示的中丹两国教育的迥异走向，不禁让我想起来古代希腊最著名的两个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个记录片在丹麦倒确实曾经轰动全国。因为这个DR在丹麦相当于BBC在英国的地位。多数丹麦人原本就知道中国学生会在数学方面胜出，但认为丹麦学生具有更好的社交能力和创造力。结果却是如上所述，所以这套系列纪录片在整个丹麦教育系统、电视观众和政府部门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
不过，如果我们过了几年再核查其事实，这个记录片和中国的相关公众号文章一样，不过是个典型的媒体奇观。不管是电视节目还是公众号文章，结果必须出人意料才能吸引注意力。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个比赛看成不是几十个丹麦孩子和中国孩子的随机比赛，而要比较两国的教育质量的某种依据的话，那么，提取的标本和测试标准都就要确实可靠才行，但是，这个竞赛在这两方面都非常可疑。
这个比赛是在中国的哈尔滨69联中的初三13班和丹麦奥胡斯的holme中学九年级的一个班之间进行的。哈尔滨是有1000万人的大城市，69联中是这个城市最好的三个中学之一。而且，虽然现在哈尔滨的初中也是划片入学的，但是参加考试的这个班级，属于2010年之前的一届，他们需要通过入学考试才能就读学校。所以可以想见这个生源质量根本就不随机，而是在数十万小学生中选拔出来的优等生。
而奥胡斯虽然号称丹麦的第二大城市，但是加上周边农村人口也只有32万人。不管是从丹麦的正常中学制度，还是从我们在电视里的各种表象看，这个班级都是就近入学的随机样本。仅仅从肤色和服饰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30个人的班级里就有不少来自非洲或穆斯林国家的新移民孩子。就是在那些外貌上看比较像纯正的丹麦人中间，也有个多动症小男生，上课完全都坐不住。
所以假如我们接受这么个前提，中国人的平均智力水平和丹麦人差不多，这就意味是1000万基数的择优样本和32万基数的的随机样本的比较，统计学上就意味着这个比赛结果是不能严肃对待的。
而从测试项目的内容来看，也可以说明这个竞赛结果的误导性。在阅读竞赛中，成绩最好的几个学生都是丹麦的，他们之所以落败，是因为最差的几个也是丹麦的。但是从他们随机组成的班级结构来说，本来就是很容易理解的现象的。接下来的数学测试中国学生胜出，英语测试丹麦孩子胜出，也都在常理之中。所以最让人好奇的，就是为何在协作和创造力项目的比赛中丹麦学生弱于中国学生。
但是冠了这么严肃的名称的两个测试内容，其实都颇为幼稚。所谓协作测试就是节目组从两国学生中分别挑出两个小组，每组4个学生，在20分钟内用50张白纸和4卷胶带制造一个能容纳小组四个人的独立建筑物（这种项目我女儿五年纪的科学课好像就有做过）。
其实最终成绩的差别，电视节目里已经分析得很好了，中国学生比较严肃认真，能保持高度专注、目标明确（谁都可以想象中国的初三学生那种24小时狮子搏兔的严肃认真劲）。而丹麦那几个小孩，一来是有点嘻嘻哈哈，二来是太注意个人形象，不愿意躺在地上测量，这个我感觉反倒更像倒是15岁的少男少女的真实性情，拔高到协作能力的程度实在是太过头了。
因为要在单位时间完成这个项目，需要的一来是效率，二来是决心。而丹麦人由于他们的个人主义习惯，总在想要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去参与团队合作，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商量至于那四个中国学生，一看就是几个班委干部，相互之间的权力结构和话语权其实平时就很清楚，反而更容易在单位时间内完成指定项目。
至于那个创新的测试，内容是在规定的十分钟内让学生独自在有了两个C的画面上进行创造，考察他们在画里表现出来的思考能力，以及思想的原创性。
但是，测试创造力本来就是公认的难题。创造力是一个极为模糊的的概念，关于它的定义一直是学界不断争的问题，但创造力所带来的产品应该绝对原创和实用，这没什么可纠结的。工作中的创造力很容易识别，可是谈到测试，一来是因为创新程度取决于老师的主观判断，二来，这种测试和其他考试一样是个博弈过程，学生也可以有意识地主动地迎合：
孩子可以在训练过程中意识到老师喜欢某些特定的行为，这样他们就会依此而改变自己的行为。虽然孩子们可能会因受训练的激励，而努力地完成当前的各种任务。
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到的是，只要用挑剔的眼光，不着边际的答案，全然不顾准确性或相关性，或者以创造性的名义提出一些老生常谈的想法，就可以容易地给出‘原创性的’答案。这样，‘创造力’很快就退化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合乎要求的状态。”
——尼克尔森，1999，339
比如说，里面那个出境率比较高的中国男生LEO，干脆把他的图案都画在两个括号之外。丹麦的分析人员就一本正经地说，他的思维要么非常地创新，觉得这两个括号限制了他；要么非常的局限性，甚至不能按照要求完成任务。他们决定还是判断他是非常有创新的，所以给了他高分。而LEO在事后的访问中，也自称他已经理解了题意，只是他不喜欢被那两个括号拘束的感觉。
可是，在前面的节目部分，这位这么有个性的LEO，当被问到一天的自由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够不够，他还觉得很满意，说不然他觉得无事可做。这么适合教育流水线体制的学生，居然会不愿意被束缚？其实如果不是错误判题，就是这位在应试教育中身经百战的中国小战士巧妙地用小聪明智取了这些丹麦傻大个了。
那几位丹麦专家可能也对中国人过于仰慕，居然认为中国人厉害到这个程度：
他们可以说，现在我们要创新能力，然后创新就马上“到处都是”了。
可是，历史证明，对学生的学业的考核比较，和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最后呢？那几代擅长理科作业的那些苏联孩子根本没有做出什么创新，反而是同年代的美国人在半个世纪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产业。
后来出现了PISA测试，好像是比较客观。如果我们说到今日世界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之外可能就算瑞典和以色列。从国民生产总值里风险资本的比例来看，以色列位居世界第一，美国是第二位，瑞典居第六。如果单考虑国民生产总值中科研和开发的比例，以色列排名第一，瑞典第四，美国第十。
而这三个国家在PISA排名表都没有取得好成绩。三个项目平均下来，美国、瑞典和以色列在三十四个成员国中分别排名二十一、二十八和二十九。
可见，孩子被测验出来的学业水平，和国家的创新发展并没有直接的线性关系。如果以为一个国家靠要求学童努力取得好的测试成绩，这个国家就可以发展创新，那想法也太简单了。
不过，因为这个节目除了测试过程，绝大部分是关于这两国孩子的日常生活，以及孩子、老师和家长对彼此的看法，所以里面提供的信息还是很有趣的，从中，我们反而可以推导出两国的学校和国家的区别的来源。
这个节目的主要观众是普通的丹麦公民。因为丹麦本来在公立学校的效率上一直有争议。2009年的PISA报告中，在多数关键项目上，丹麦都排在全球前30个国家的后三分之一。所以这个节目，其实是整个丹麦社会争议中的一环。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节目就好像当初中国的《夏令营的较量》，丹麦人开始考虑，是不是对自家的孩子太放纵了？
当年孙云晓那篇文章夸大了中日孩子的差距，使八十年代生人一度背负“垮掉的一代”之名。由于以上所说的样本和测试的不科学，所以在电视节目里看起来好像中国学生对比丹麦学生，好像又刻苦又能考试，颇有碾压之势。所以电视里的丹麦人带着有些恐怖，有些厌恶，也有些赞赏钦佩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学校制度。
丹麦师生对这些中国学生的感受，可能有些像三千年前的大多数希腊人对斯巴达人的感觉：
斯巴达在其他的希腊人中問引起了一种多少会使我們感到惊异的敬仰。公元前五世紀一个来自雅典或米利都的异邦人在訪問那些沒有城垣的朴素无华的斯巴达城邦中稀疏散落的村庄时，他一定会有一种置身于远古时代的威觉，那时候的人們要更勇敢、更善良也更純朴，他們不會为財富所腐化，也不會被各种观念所困扰.
----罗素《西方哲学史》
因为丹麦人也不过是在几代人之内，才从非常低的起点建设成世界上最富裕的社会之一，他们也还记得自己的前几代度过的非常困窘的生活。所以他们看到了中国学生的这些表现，会想起他们祖先那一代的那种艰苦和努力， 所以也颇有欣赏之情。
但是，这种来自远距离的欣赏，其实和当初其他希腊人（以及后世的很多西方人）对斯巴达人的欣赏一样，其实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和丹麦的教育制度差别，内在的不同之处远远大于表面上的相同之处，他们的差别是鲸鱼和鲨鱼的那种差别。
表面上都是国家义务教育制度的第九年，但是因为他们所身处的教育制度的出发点和侧重点都不一样，所以两国孩子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以及测试成绩，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就好像虽然斯巴达人和其他希腊人参加一样的奥运会，在希腊波斯战争中并肩作战，但是斯巴达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和其他希腊人却有天壤之别。
节目中有一句话我觉得是文眼，就是那位丹麦教师工会的主席说的：
“我觉得我要强调一点，丹麦学校创立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培养“生产劳动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可以解释一个最大的疑点。为什么丹麦人会让所有的那些新移民孩子、有多动症的孩子，和那些看上去很上进很认真的本地后裔女孩子都呆在一个班级。这样的班级，虽然只有不到三十个学生，却光是维持秩序就对老师构成了很大的压力，而且对于那些学业优秀的学生，确实也有不少困扰。这对于中国学校来说好像很不可思议。
答案很简单，因为丹麦的中学，作为丹麦最引以为自豪的机构，目标是要培养着这个社会真正的公民。作为公民，可以学业不优秀，将来也可能专门拿救济金。但是，合格的丹麦公民，并不在于高效率地工作，而在于他要学会跟其他公民平等相处，和睦交流。
丹麦的中学在这个国家的民族意识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丹麦社会成功的一大依托，就是这个国家在19世纪中叶发起的“中小学光荣革命”，成了欧洲最早一批实行全国免费小学教育的国家。后来诗人兼神学家葛隆维创办了folkskole，也就是公立学校。这种folkskole是他们民族认同的构成要素，更是社会平等的构成要素。对于丹麦学校的研究，也是梁漱溟在30年代投入乡村建设的促发点之一。
他指出：
最初的「丹麦的教育」恰可名为「非生产的教育」。它又不是一种讲书本子的教育，几乎可以说它不是教人念书；它那种教育，恰在技能训练与书本教育以外。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教育呢？在头脑粗浅的人，实想象不到。它那种教育很难说，仿佛是一种「人生的教育」，或「精神的教育」(这两个名词很不通，但此外更无其他较好的名词以名之，故只好用它)，很近乎我们精神陶炼的意思。
因为，葛隆维建立民众中学的基础原则就是如此
只要可能，就要教导人们懂得，无论社会阶层与职业如何，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正如人只有一位母亲、一种命运和一个目标。
这种平等主义并非凌空高蹈的理想主义，而是很有实际意义，是丹麦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的基石。
从1973年的欧盟主观境况认知调查到2012年的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丹麦人都一直是最幸福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幸福，肯定不是因为它的人均GDP最高。
丹麦人的幸福感，来自长期可持续的社会平等水平。90%的丹麦人几乎处于一模一样的生活水平上。看丹麦议会的现场直播，你发现，议员们一律身穿牛仔裤和破旧的针织衫。丹麦语中有个专门的词汇，叫做OJENHOJDE，它的字面意思是“目光平视”：你认为对方与你在社交时是平等的，无论他的职业、财富和地位如何。
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的，主观幸福感的唯一可感觉的特征，是内心平静。丹麦人如何得到内心的平静呢？
很多心理学家指出，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与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几乎所有社会问题都存在直接的相关性，从肥胖、犯罪、吸毒，到精神、抑郁症和心理压力。更重要的是， 不平等给穷人与富人一视同仁地造成压力。
不平等的压力不仅仅滋生嫉妒，它不止是垂涎邻居家的亲密与奥迪A8那么简单。在穷人中间做个有钱人，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它会加强你的竞争性消费（一国企业的广告支出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增加而增加，因为贫富差距越大，人们对广告信息越是敏感和依赖，受广告的诱惑也越大），而你永远不知道，周围的乌合之众什么时候就会扑过来抢走你的财富。
所以，就是这次的美国民主党竞选人之一桑德斯，也喊出了美国要像丹麦学习的口号。可是，丹麦这个模式可没那么好学。每个人手上的资源秉赋都不相同，社会不平等其实是自然状态。所以要维持这样的社会平等，就意味着国家必须通过高福利和高税收来实现大规模的收入转移。
因此，丹麦有全世界最高的税率，合计税负在58%到72%之间。换一种说法，丹麦人只能对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决定去向和用途。再一种说法：在丹麦，即使你在私营部门工作，至少在星期四上午之前，你也是在为国家千活。
如果你告诉一个中国人，如果你一个月挣1万块钱，那么你只能支配3000块钱，这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不引起暴动，也征收不上这么多税收。
而丹麦之所以能维持这样的体制，是因为对于很多丹麦人来说，“我交了很多税”，这是一件骄傲的事。他们愿意把收入的一大部分交出去，用于社会福利，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缺心眼，而是丹麦人相信政府会明智地花钱。“丹麦人愿意纳税，原因并不是我们格外大公无私，”他们觉得，自己得到了有价值的回报——举例说明，运行良好的学校和医院。
高税收高福利在本质上是一种重新分配财富的制度，所以只能在彼此高度信任的社会才能进行。只有彼此高度信任并且关系紧密，人们才能相信，金钱会被妥善地分配给那些应当得到帮助的人。
所以并非凑巧的，丹麦人不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还是世界上最相信别人的人和最爱与人交往的人：
2011年经合组织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88.3%丹麦人表示对别人高度信任，超过了其他国民。透明国际组织的年度腐败认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把丹麦和芬兰评选为世界上最少腐败的国家。丹麦有个特有的风景，就是婴儿在咖啡馆外的童车里睡觉，妈妈们完全不用担心。
同时，丹麦人也是全世界最爱交际的人。据丹麦智库芒达戈摩根（MandagMorgen）称，丹麦人加入协会、俱乐部、工会、社团和小组等的人数为世界之最，他们的社交圈也最为广泛——l6岁以上的丹麦人43%加入某个团体。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也是最爱与人交往、最愿意相信别人的人，这样的国民是怎样来的呢？
应当说，丹麦这样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他们的公立学校。而这样的文化传统，又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公立学校的体制。为了造就适合这种社会的公民，丹麦学校自然会牺牲一些效率。我们可以看看节目中丹麦师生的一些言论：
觉得让同学们上学觉得很开心，跟同学相处融洽，是非常重要的。（班主任)
上课方式和课堂纪律密切相关，因为不听话不守纪律的学生也会被包括进来。但是丹麦的公立学校，因为要包容这些“有困难”的学生，对老师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丹麦的公立学校法要求，学校的目标之一，是要同学们做好将来参加民主社会建设的准备,所以教学方法要注重强调每一个同学的积极参与，要让每一个学生获得充分的发言和表达自己看法的机会。
对我们来说，培养出民主的有批评精神的公民，有决定性意义。这样的公民，才能运用已有的知识，挑战权威，用批评态度去看问题：
如果去了特殊学校，他就会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了，带上“差生的帽子”（多动症孩子的家长）
我觉得呃，可以有一些小的“工作混乱”，可以问旁边的同学问题（物理老师）
不能让一个学生离校时，带着一种挫败感。每个学生在上课时，都会被认真对待。
丹麦公立学校的特点，是给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们同等地机会来学习和成长
而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不管表面上怎么说，其实质就是为了培养社会劳动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十几岁的孩子需要一天上12小时的课程和几个小时的作业。因为既然他们其实就是预备的劳动力，那么就得把他们清醒的时间全部利用起来，才符合效率的定义。这个逻辑其实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煤矿童工没有差别。十九世纪的技术条件下，童工对于煤矿和棉纺厂是有效的劳动力，他们把一天中清醒的时间都用于工厂劳作，才符合效率的定义。而既然在现代工业条件下童工没有利用价值，那么作为预备的社会劳动力，就得把他们所有可用上的时间都利用来培育将来的生产力，这才符合经济原则。
如果是作为未来的公民而培养，那需要有大量的自由时间来培养他们的社会能力和爱好，并且小公民的幸福感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重心。
而如果是作为未来的社会劳动力来培养，那么他们的每一分钟，都必须和“知识”和“技能”的学习结合起来。所以电视节目中的那些哈尔滨初中生，除了学校的课程，其他时间被压缩到几乎没有，未来的劳动力确实不需要这些。
就好像每个斯巴达人都是作为将来的战斗力而被培养出来的。他们从出生就必须经过严格的监督、选擇、专业化和竞爭的过程。这种特点，一方面使他们的战斗效率提到非常高的程度，一方面它的非常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完全不顾人情的地步。因为如果教育不是把人作为目的，而是作为制品，必然最后会走到这一步。斯巴达人其实就是最古老的绝对功利主义者，他们力求榨取一切人的一切时间，都用来为将来的战斗发挥每一份效能。
所以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说：
如果有旅客在今天走进斯巴达博物馆，他马上就会觉察到创建斯巴达制度的“单轨制”的天才；因为这种博物馆同其他收代希腊艺术品的博物馆完全不一样：在其他那些博物馆里，旅客会发现许多古典时期的艺术杰作，而且一定会反复参观，不忍离去；这个古典时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第五世耙和第四世纪。而在斯巴达博物馆里，我们的突出印象便是找不到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在古典时期以前的展览品里我们看见了许多很有希望的作品，可是我们如果想找一下它们的发展结果，我们却什么也看不见。在后来出现的是一个彻底的中断。
在斯巴达人存在的那几百年，除了战斗故事以外，什么都没有留下。而这些战斗故事，也是其他城市的希腊人记录下来的。而与之同时代的雅典城，则是有史以来最具创造力的三个城市之一（另外两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
另外一个疑点，就是对于我们勤奋的东亚人，这些丹麦学生也太慵懒了，居然一天只学6个小时的课。 可是，学术巨人灿若星河的德国的中学生的学习时间也是这样，PISA经常排到前三名的芬兰也是这样。所以，学校的时间较短，并不能归因为懒散。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学生是要作为一个未来的公民而被培养的，那么，除了学业以外，必须学会如何成为社区的一部分，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利益。那他们就必须有自己的爱好，实现心理和人格的平衡，对社会有一定的认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起到公民的作用。不然的话，如果他们只是非常擅长工作，能够为社会和自己创造一些财富，那么，他们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是一个有所缺失的人。按照古希腊人的叫法，叫做“专业人”。
这个所谓的“专业人”，其实也是古希腊人对斯巴达人的批评称号之一。希腊人用这个词汇来描述一种畸形现象，那些人专门进行各种专业的活动，以至于摧毁了他们作为一个社会动物的全面发展。他们采取一个走捷径的办法，把某一种能力提到更高的水平，而对一个人的全部人格中的其余部分撇开不管。人們可以毫无困难地把一个人訓练成为一个熟练的技术人员，而他的灵魂的其余一切部分都还保持着原始的和野蛮的状态。例如斯巴达人的专门从事軍事技术，就是典型的“专业人”。
完美的斯巴达人就是战斗机器，而完美的中国学生就是学习机器。在节目中出镜颇多的那个哈尔滨中学的女班长，在采访时提到，她周一到周五住在阿姨家，因为她回到家里要走三十分钟，回到阿姨家只有五分钟。所以丹麦记者问她，你就因为每天多了这两次25分钟，就不回家和父母相聚吗。这位女生很自然地说，因为时间就是生命，要用来学习啊。如果我们考虑她每天需要上十二个小时的课和大量作业的话，并非不可理解，但是问题在于，孩子在性格成长的这样关键的过程，对来自家里的温情非常需要的时候，居然会这么主动地放弃的和家人相处的机会。这就是斯巴达意义上的不近人情的严格的程度。
中国的升学竞争当然是很激烈的。但是，孩子这样刻苦的目标是为了什么呢？那位好学生LEO说，他目的是上个好大学，找到好工作然后呢？ 然后就生活在幸福之中么？
在这个记录片的开头，那位女班长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中国人先苦后甜，外国人先甜后苦。
这个不知啥时啥人编造出来的可笑想法，到现在还在愚弄这些可怜的孩子。纪录片的最后一部分，是那些初三生梦想中的寄宿高中的访谈，看里面的情景，只会更苦。
在丹麦人的眼里，这位中国女生还有很多年，才能开始享受生活
那么，是不是高考完他们就生活在幸福中了呢？
不，感受和保持幸福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培养出来的。不幸福会变成一种习惯。如同泰勒•本-沙哈尔的《幸福的方法》中指出的，这种为了追求未来的快乐，承受着现在的痛苦的心态被称为“忙碌奔波型”。这种人认为此刻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未来的目标，痛苦的过程是获得未来幸福的必由之路。
在这种心态下成长的孩子，他的父母和老师经常提醒他，上学的目的就是取得好成绩，这样长大后才能有个好未来。然而，没有人告诉他学校也是个可以获得快乐的地方，或者说，学习本身就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忙碌奔波型”信奉的是“实现谬论”，即认为只有在实现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后，才可以得到幸福。但大多数情况下，眼前和未来的幸福是可以平衡的。比如，一个热爱学习的学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享受创造的快乐，而这种快乐也可以帮助他取得好成绩，并且在未来获益。
所以信奉这种所谓“先苦后甜”人生观的人，将来就算他们得偿所愿，得到好工作，也会不停地从一个目标奔向另一个目标。
斯巴达人即使通过了童年的严酷训练，他们在一生的任何阶段还是沒有什么自由可言，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这里所能被允許的生活是什么，在自己的崗位上所必須敛的事情又是什么他們都有着这样一种心情，即他們生来不是为他們自己而服务的，停下来休息仿佛是一种罪恶。一个斯巴达人永远也得不到幸福。
此外，如果我们不考虑到个人，而是考虑整个群体，那又如何呢？
斯巴达这个城邦不是很成功吗，甚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打败了雅典？
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出的劳动力不是很有效率吗，中国制造不是遍布全球吗？
这种不近人情的严格所取得的外在成就，可能会达到一种汤因比所谓的由于用力过猛而到达的”停滞的文明”
在汤因比的定义中，类似波利尼西亚人的文明、爱斯基摩人的文明和斯巴达人的文明，最终丧失了活动的能力，是由于它們會經用力过猛的緣故。它們对于挑战的应战所花的力量的严重程度达到了引起失敗的边緣，它們的地位是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无法活动的危险境界。
公元前第八世紀时，当所有的希腊城邦都遇见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生活資料的供应的时候，其他希腊人去海外扩展殖民，而作为内陆国的斯巴达，却采取了征服他們希腊邻居美塞尼亚人的办法。这种征服的胜利，使得征服者变斯巴达人也因为要时时刻刻地压制他們的美塞尼亚奴隶（希洛人），而变成了他们自己制度的奴隶。
斯巴达人取得的成就，是因为他們把人类性格的无穷发展可能性放弃到了最大程度，而换上了沒有发展可能性的动物性格才达到了这种程度。他們所走的乃是一条退化的道路。
同样，东亚学生的成绩看起来很厉害，比如在PISA2012年的测试结果中，中国上海的学生比美国最强的、来自麻省的测试者还要领先两年。很多人惊奇，中国老师教数学有什么诀窍？中国学生学数学有什么特别之处？
答案很简单。根据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的计算，中国学生在学校里待的时间比美国学生一年要多出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到十五岁参加测试的时候，学生已经上了十年学。考虑到美国的学校一年上一百八十天，一个十五岁学生比麻省的同龄人要多上了两到三年。中国学生在数学上领先了两年，不为别的，因为他们事实上是多学了两年。
但是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所以中国学生多学这两年，是从他的成长过程中的十年中硬生生抠出来的。只不过得到的成绩似乎唾手可得，而失去的隐形的东西无法准确估量而已。学到了多一些书本上的知识（这些知识多半是西方人在过去的三百年间发展出来的），而失去的，可能就是无穷的可能性了。
亚里士多德说：
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人们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
可是，经过中国人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基本上每个孩子都终于饮食无忧，齐备了生活必需品。可是，我们的教育竟然和自然法则唱对台戏，让孩子成为全家、全社会中最忙碌的人，那他们何时可以思考呢？
伯利克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发表演说，比较了斯巴达和雅典人的区别：
我们是自愿地以轻松的情绪来应付危险，而不是以艰苦的训练；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我认为这些是我们的优点。我们不花费时间来训练自己忍受那些尚未到来的痛苦；但是当我们真的遇着痛苦的时候，我们表现我们自己正和那些经常受到严格训练的人样勇敢。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城邦值得崇拜的一点。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斯巴达确实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打败了雅典。但是没过三十年。他们的霸权就崩溃了。因为斯巴达人投入了他们每个人的人生的每个阶段，使得斯巴达密集方阵成为效能极高的完美机器。但正是因为如此，反而在战术上极度保守，被另一个城邦底比斯以创新的斜线战术击败，
伊巴密浓达意识到斯巴达人永远都不会改变其传统的正面冲击战术，于是发明了一种新的的斜行战斗系列，迂回敌人的右翼。
————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
这个创新的打击使得斯巴达从此一蹶不振。底比斯人也和其他希腊城邦一样，除了战争，还拥有丰富的艺术和文化生活。而贫乏的斯巴达在战败失去了他们需要镇压的美塞尼亚奴隶后，由于长久的惯性，这种不近人情的全民训练制度还毫无意义地又存在了两百年之久，直到成为罗马帝国治下一个毫无特色的城市。
同样的，丹麦人虽然生活轻松，学生好像安逸了点，但是就是在功利的角度他们也没啥可以羞愧的。
顺便举个例子，在这个才32万人口，看起来不太进取的奥胡斯里，奥胡斯大学在2016年的泰晤士高校排名中名列全球第98名，这里还出过1997年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克里斯蒂安·斯科和C++编程语言发明者斯特劳斯特鲁普。不妨在这方面和1000万人口的哈尔滨比较一下。
丹麦当然并非完美，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个远未完美的世界和时代，即使是所谓最幸福的国家也有很多问题。
但是，只有致力于追求幸福，才能得到幸福。而不是假如我上了理想的大学、进了理想的公司、找到理想的爱人、培养出理想的孩子，就会得到幸福，那只会是一种永远达不到的无尽之探求。
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记者采访了丹麦的几个家长和孩子对这场竞赛的态度。他们也觉得来自中国的竞争要重视，他们要多做一些创新。节目最后，那个多才多艺的男生托马斯，笑嘻嘻地说：
我们还要继续做最幸福的人。
反观我们，如果回溯到三十年前的1986年，叫那个时候的成年人穿越到现在的2016年，他们肯定是非常乐意的，生活条件好了很多，社会气氛也自由了很多。但是如果你问1986年的中学生要不要穿越到2016年的中学，你能得到肯定的答复吗？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中国连续高速增长30年后，孩子的生活更苦了，下一代甚至比这一代人更不幸福了。中国父母其实是世界上最尽心尽力的家长，那么成年人的努力，是为了什么呢？
所以汪丁丁说：
陷入如此混乱的精神情境和社会情境，难怪许多中国孩子沦为个人奋斗的牺牲品……大家似乎都满足与跟随潮流而奋斗，大家都仅仅满足于通过“逆潮流者亡”这一浅显而错误的人生道理。于是，大家都努力督促自己的孩子投入这场令人绝望的竞争……
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教育病入膏肓，但是没有集体行动，总觉得自己家的孩子运气会比较好，就这样陆续跳入煮沸的青蛙汤里，直到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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